北京，台北，新加坡与戏剧

27 April 2007
北京、台北、新加坡与戏剧
《联合早报》 2007年4月27日 ● 韩咏红

来京一年多，我到最近才重温了以往在新加坡老做的事——看小剧场演出。三星期前无意中收到一份“首届亚洲城市青年戏剧节”的宣传电邮。看看，演出团体都是来自台湾的实验剧团，一共6家。收到电邮时已经错过了前面创造社等4团的剧目，但至少赶上了“李清照私人剧团”的《白素贞》，和“莎士比亚的妹妹们的剧团”的《Zodiac》，我已十分兴奋。

新加坡朋友问起我的北京生活，喜欢用这样开场：“北京，那么有文化的地方，你一定看了很多戏。”我的感受却难以三言两语道尽。北京当然是文化味道浓厚的地方，但这文化是散布在小市民生活里，也可能是寄托于画坛，在音乐学院，却不在现代剧场里，尤其不在先锋戏剧里。

怎么说呢？两年来我在北京大剧院小剧场看戏太少，大约七八场而已。人艺重排《茶馆》，主角濮存昕是人艺顶棒的好角儿了，可怎么找得到80年代于是之、英若诚带给新加坡嘉龙剧场的那股悲凉？去年看过大名鼎鼎的林兆华导演的话剧《白鹿原》，下半场，导演让十几头活生生的羊上台提供最写实的“羊群吃草”背景画面，于是观众忙着看羊，一时都忘了演员在干嘛。

说回最近看的两出台湾戏。《白素贞》的演员是日本能剧造型，演出象个歌剧，只有演唱没有台词。唱的是传统日本音乐的调调，歌词却俨然是文言与俚俗土语混杂的闽南话。在现场三角钢琴伴奏与中式鼓点声中，主唱演员站在舞台一侧，他既是“白蛇传”里的法海，又是故事的叙述者，讲述白蛇的心声。而这白蛇的内心独白，竟然也恶搞地加入了中国“芙蓉姐姐”的超级自恋情态，各种文化特性的碰撞与艺术上的和谐，简直迷煞人。

散场后我在十几个观众堆里，用抢火车票的热情买到一盘《白素贞》的演出音乐CD，在家津津有味听了好几天。

《Zodiac》说的不是星座，而是杀手与被杀者、审问者、追逐者，背后暗喻恋爱中情侣不断变化的关系。我们几个朋友去看，都说故事有点玄，但演员表演精彩，值回票价。

我和《海峡时报》那个同样喜欢剧场的同行聊起，为什么台湾剧场的“成品率”更高，他们的处理往往更有层次感？结论是，艺术创造者环境和其成品有密切关系。

我回想在祖国“泡”剧场的日子，新加坡许多带探索意义的舞台剧都很“冷”，有时甚至是“冰冷”得有些残酷。哲学、政治是新加坡剧场最显眼的主题，也可能是过于显眼了。哲学与政治挖得深，可能影响社会思潮；谈不到要害，观众就会难受。离开了这么一段时间回头看，我恍然意识到那时候的剧场很缺爱情、亲情，缺动人的故事。

这是否和新加坡人的集体特质有关，是否我们的爱与恨都无法疯狂放纵？浪漫、流浪、反叛、自由，这些名词与普通新加坡人离得多遥远？被工具理性全盘掌控人生的子民，能多大程度地去大胆试探人性和生活的深浅？

诡异的是，大陆戏剧工作者的生活沧桑和历史感，难道不如台湾人？对于大陆话剧界沉闷的可能原因，我们硬想出一个答案：不诚实。

今年是话剧100周年，北京各路媒体出现不少检讨话剧不景气的声音。商业化的浪潮，文学性的失落……评论人提出各种意见，但我觉得，中国戏剧陷入低谷，其实是中国社会表面上的主流价值和实际现实脱节的结果。有人说，文艺要说真话，真是一点没错。但大家怎么不说真话了，怎么说回真话，这才是问题。

今年新加坡艺术节请到李六乙导演的《北京人》。和大家分享一个信息：在这两年我看过的数量极其有限七、八部大陆戏剧里，我感觉它是最好的一部。